邱华栋不隐讳。他在新近发表的一篇短文（《中华读书报》1998年10月28日第11版）中坦坦荡荡地承认了博尔赫斯的影响。他说：“隔几年我就会读一篇博尔赫斯的小说……每一回都有新发现。”他还说：“近来我倾向于所有的作家都在写着一部小说这样的想法。”读过博尔赫斯的人都知道这样的想法源出何处。
但是，邱华栋不拘牵。因为重要的是，曾经使博尔赫斯从“极端主义”狂傲走向虚无主义的卑陬的这样一种想法，居然使这位年轻的作家朋友获得了“一种全景观的文学世界地图”，“从而对自己的写作具备了信心”。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启发，或可看作更高层次的影响。
鉴于邱华栋的述说主要针对外国文学翻译对狭义的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我就斗胆扩充一点，说说构成当今文学事业（广义的创作）的三个有机组成：翻译、评论和创作。试概述之，翻译当是一种力求忠实的再创作，如能做到如影随形，如响应声，则最好不过，尽管事实上它不可避免地要搀杂译家的色彩。文学评论（包括外国文学研究及广义的文学研究与理论）还是一种再创作，或者是一种比较客观、比较理性的再创作。创作（狭义的创作），在李白、杜甫、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巴尔扎克和现代主义之后，其实也是一种再创作，尽管是一种相对主观、相对感性的再创作。三者在当下的任何一片文学天地里都同等重要、不可或缺，尽管事实上人们在对待它们时总是有所侧重、有所偏废。且不说翻译，单就评论和创作而言，都说二者构成了文学这只双桅船，但实际上不少作家是不屑于前者的。举个例子吧，阿根廷作家科塔萨尔就写过一篇贬毁评论家的小说，他在小说中竭尽揶揄之能事，说那个评论家因为写了本评传而自命不凡，以为他既大作告竣，被传者也便失去了活着的意义。淋淋漓漓，其尖刻程度当不亚于我等司空见惯的那些咬牙切齿欲杀欲剐的笔墨官司。好在并非所有作家都如是观。科塔萨尔的老师博尔赫斯就十分关注评论，也常以评论家自居。
评论对于创作的影响不言自喻。其实，每个作家首先是一个评论家，他的整个阅读过程（最重要的审美活动之一）及从此获得的影响，或利或弊，都是他自己有意无意的评论的结果。同样，任何评论家也是作家，至少是潜在的作家。他关乎创作的见解，本身就是一种创作或者再创作；就其作用而言，多少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引导作家和其他读者发现作品外在的和内在的美丑。从最基本的、目前所讨论的影响看，评论则至少可以提供某种坐标，以裨作家和读者认清作品所处的方位：是古典还是前卫，是摹仿还是讽仿，是厚积薄发、潜移默化还是掩耳盗铃、东施效颦，等等，等等。
所以，评论家无须妄自菲薄，当然也不必自诩灯塔。分工不同而已。
至于外国文学之对于目前中国文学的影响，我想早已经不是鲁迅时期的拯救国人于荒寒，甚至也没了文化饥谨时期别求他食于异邦的功用。人们大可各取所需，只要谨防因为偏食而消瘦、因为贪食而臃肿即可；或者按照小康标准均衡搭配营养，有中有西、有粗有细，还有维生素和矿物质、高蛋白和卡洛里。唐诗要读，洋诗也要读；《红楼梦》要读，现代派也要读。面对浩瀚书海，匮乏的是时间：以60年左右的有效阅读时间和每天一本书的速度计，一个人一辈子至多只能读二万来本书，如何“破万卷”？正因为如此，择善而从才显得尤其重要（翻译家与研究家因而又起着采购员和品食家的作用）。所有的民族沙文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都是背时的和要不得的。何况，文学是全人类的，之所以被区分为“外国”、“中国”，完全是因为还有语言障碍，还存在着国家、民族之类。随着“外语”的普及、科学的发展、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国际互联网的不断扩张，老死不相往来的时代一去而不复返。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们正在或者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真正的互文时代：世界是一本书。每一个人、每一本书都是这一本书中的某个相近相似的流动符号。这似乎应了“文抄工”们的那句老话：“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然而“文抄工”们差矣。殊不知，人的创造欲和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每一个人、每一本书都在幻想不同、寻求不同、创造不同。
不是吗？回到博尔赫斯和邱华栋，前者没有因为厚古薄今而成为“文抄工”，后者也没有因为博尔赫斯而放弃自己的追求。
世界是同一本书。世界是另一本书。
 |
